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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民:做人、做事、做学问-我的教研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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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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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民:做人、做事、做学问-我的教研生涯

做人、做事、做学问—我的教研生涯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先生们、女士们:

下午好!衷心感谢大家出席今天这个与我有关的庆典。

年已古稀,任教46年,即将退休,感慨万千。

谈些什么好呢?在人生道路上走了70年,其中经历17年寒窗之苦,接着做了大半辈子老师。

还是从我小时讲起,但主要还是从做教师讲起吧!讲出来与大家分享与共勉。

一、难忘的成长经历

我出身于兰州郊区县永登的农村。

幼年能够模糊记事时,家里比较殷实或者说相对比较富有。父母都有点文化,记事起就教我背“三字经”、“弟子规”中的片段,不懂也得背。

少年时代,即上小学能够记事时,家里吃穿不愁。刻在小学门口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大字,老师和学校要求我们言行一致,影响了我的一生。

中学阶段比较懂事时,家里父母先后去世,灾难接连不断。这个阶段,执行少先队“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公德和积极响应“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号召给我的人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真正懂事即上大学时,家里基本无经济来源,一贫如洗,特别聪敏而可怜的九岁弟弟夭折,真是雪上加霜,极为悲哀,生活极端困难。尽管如此,在那个阶段以“又红又专”为目标,以“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为动力,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高中与大学阶段,在生活上无奈无助的情况下,是组织上的关心,是亲友和同学、朋友们的帮助,才使我面对现实,克服困难,继续坚持了学习。经过刻苦努力和艰苦奋斗,才成为我们村庄在解放后的第一个大学生,并且才有了今天。

我成了我们县第一位出国留学者、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者(而且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是县里的第一位教授、第一位博士导师等等。

1951年刚上小学4年级时,由于家庭要从水乡迁移到山区,母亲希望我转学随同前往;1956年初中毕业时,父亲从家庭经济和他的身体情况出发,希望我上中专而不读高中。在当时的情况下,父母提出建议的出发点都没错。当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诚恳向他们说明原因时,尽管家里有许多困难,但他们也都理解和支持了我,满足了我的愿望。我父母亲都是非常豁达开通的人,有了他们可贵的理解与支持,才有了我的今天。对此我永生难忘!

显然,如果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理想,就不会得到相对良好的小学和中学教育,那很可能就不会有我的后来,不会有今天。然而,作为儿子,我未能有机会报答父母的恩惠而成为我终生最大的遗憾!时常感到有说不出的愧疚。

在这里我仅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即我们常说的:“成功来自锲而不舍的坚持,而机会往往给予有准备的人。”仔细琢磨这句话,真是很有道理。

大学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我1959年考入兰州大学物理系,学的是物理专业金属物理专门化。虽然我的高考成绩远远超过了我非常喜欢的第一志愿“飞机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录取线,但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被录取到了第二志愿。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只要能上大学就足够了,到哪个大学都很满足。我是当时全国1500万同龄人中的幸运儿之一啊!在当时,能够进入大学,也就是进入了“红色保险箱”!所以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学习工作都十分努力。

我们那一届大学生是最幸运的一届,在校期间虽然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生活困难时期,也多少受了点反右倾的波及,但毕竟前未赶上“反右派”、“大跃进”的冲击,后未遭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相对比较完整、系统地接受了五年制本科教育。除了按教学计划完成了全部课程的学习外,还通过下厂下乡的实习和劳动锻炼以及扎实的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受到了品德和基本技能的全面培养和训练,是较完整地贯彻了“高教60条”的一届,也是贯彻江隆基校长“高等学校教育的八条规律”教育思想得益最直接的一届。我们接受的严格而完整的五年制本科教育为我们一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此,我们那届的同学们对母校一直心存感激、念念不忘!对我们最敬爱的江隆基校长无比敬重、永远怀念!

二、充实、愉快的教学、研究生涯

1、教师的职责: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句话概括了教师的职责。

我的理解,道者就是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传递给学生一些做人的道理;授业、解惑则是教授给学生以专业知识,答疑、解惑并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然,在此教与学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整个教学过程只是单向进行的,恰恰相反,应该是双向的学习和研讨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时时把握和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礼记·学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都讲了有关教与学以及师生关系的哲理。

是的,教学应该在教师与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研讨的过程中进行,我在教学和与学生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受益良多。例如:我所承担的金属学热处理、金属X-射线学与电子显微学以及晶体缺陷物理课程,都是在与学生互动和研讨的过程中得以完善和提高,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并得到学生和老师们的充分肯定。就是科研课题的立题过程,比如,材料的离子注入表面改性、TiO2光催化课题和NiTi形状记忆合金的医学应用课题等也是如此,是通过学生学位论文的深化形成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过程不仅培养锻炼了学生,而且自己也学到了东西,得到了提高,并在进一步归纳升华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课题。

我想,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百事通是没有的!重要的是勤于学习与研讨,善于归纳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贯通和升华,我想作为老师必须认真把握这些才是。

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先做好人,再做好事。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

培养教育学生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品德,让他们成才,以便走上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并做出他们自己的贡献。这也就是国学中所讲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当今社会里,仍可以这样理解吧?!

说具体点,身在高校的老师,首要的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在高校的教师必须搞科学研究,不搞科学研究不能立足,但一定要牢记: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是首要的任务!这一点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更不可忘记啊!

我一直希望能够做一名好老师,也希望能够给我的学生们的人生轨迹增添一些正面的推动力。

毛泽东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其实,“实事求是”来自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古人很早以来都是如此教育后人的。另外,“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俗话所讲“笨鸟先飞”,也都讲的是这个道理。

毛主席还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我想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就是一种精神;我平时常给学生们讲的“宁可牛累死,不要车翻过”也算是这种精神吧?这句话许多学生至今还能记得,感到十分欣慰!

这些,在我的生活和工作实践中一直在身体力行,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到受益匪浅。我常也与学生、后辈提及,希望对他们有所助益,更希望在研讨和共勉的基础上同步成长。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我的科研历程、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工作:

2、科研历程:

1)科研基本思路和方法的培养初期的科研实践:

1964年做本科毕业论文时得到了最好的锻炼:在我的老师童志深先生的指导下,白手起家,制作各种炉子(淬火炉、退火炉以及内耗测试炉)并测量炉子的均匀度、组装测试设备、制作热电偶并校准温度、搞热处理保护气氛,冶炼试样并去校外的工厂拉丝,然后进行固溶化处理,淬火,退火,紧接着进行测量等等。每天工作近18个小时,坚持了4个多月。

毕业后留校工作,除承担辅导与实验教学工作外,继续开展本科毕业论文所进行的关于稀薄铝合金辐照效应的内耗研究工作,得到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很不错的实验结果。

对我而言,取得结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科研基本思路和方法的训炼,以及科研意志品质的培养,这是十分难得而宝贵的

2)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与锻炼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

文革年代,工农兵学员进校。我承担本科生的金属学及热处理的授课与金相热处理实验两门课。当时,自己还作为主要业务负责人,曾今举办过3个面向车间与工厂中心试验室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的甘肃省热处理和金相学习班。学习班均为期一个月左右,半天学习半天正常工作。采用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密切结合的教学方式,因而使我在讲课的同时,不仅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广泛结交了工人与技术人员朋友。由于知识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当时甘肃省金相热处理领域还有了点小名气。也正因为如此,玉门油田机械厂的技术员吴江同志才来找我研讨。当时吴工在热处理过程中偶然或者说奇迹般地发现了CNB三元共渗新工艺,以此为契机我俩及两个单位之间形成了真诚的协作团队。随之,我得到了平生第一项资金支持项目:甘肃省计委重点项目1万元(1979年)。

随后,形成了CNB三元共渗的西北旋风,吹向全国,而且石油部和机械部联合发文向全国推广,30多岁的我,应邀出席过多次热处理与金相有关的全国性的学术与技术研讨会,到处做邀请报告,也作为会议组织者承办过会议。而我与吴江高工(以后成为高工)通过合作共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成了莫逆之交,至今交往密切。

3)科学的春天使我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为逐步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兰大选派我出国留学。由于当时相对的业务水平与语言(日语)优势,学校决定让我赴日留学。还由于1978我被破格晋升为当时十分稀罕的讲师,我是作为我们那批800多位赴日留学人员当中仅有的60位访问学者之一。

在东京大学工学部金属材料工学科堂山研究室访问留学两年,主要是金属与合金晶体缺陷的正电子湮没研究。两年留学,虽然要补的知识很多,工作上的压力不小,但广开了眼界,开拓了思维,并通过深入的研究工作,广交了学术朋友,为逐步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奠定了基础。而且,非常幸运,还于1987年获得了东京大学工学博士(论文博士)学位,应该属我们那个年代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为数极少的学者之一。我的导师堂山昌男先生是世界知名的大学者,也是日本众所周知的严师。我在他那里前后两年多的留学访问,为我回国之后的教学科研奠定了良好基础。堂山昌男教授为国际与中日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日人才交流与培养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因此,我一直十分敬重和感谢他,至今我们之间还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几个小故事:1、出国前学日语:背课文20多课,听录音、“铁面皮”、听北大课、入大连外语学院以及出国考试与成绩的故事;2、堂山昌男教授对我留学期间的总要求,以及对我实验结果的怀疑、求证与对论文的“质疑”和“挑剔”; 3、我的师兄弟山本良一教授接待我的第一印象,我们的争论与假发之秘;4、计算中心里年龄最大者是我等中国留学者,不耻下问;5、工作上承受很大的压力,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艰苦奋斗,苦中作乐;6、学成归国,堂山研究室全体成员到机场欢送,独树一帜;7、出国前专门拜访被人们遗忘的聂崇礼老先生,聂教授的金口玉言为我留学时的选题和后来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4)形成的主要科研方向与特色:

回国后在学校与国家教委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与奋斗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研究条件,并且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科研团队。我的科研主要是两大方面:其一、是材料的结构、缺陷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即凝聚态物理与材料物理所从事的基本方面,所涉及的各种材料只不过是研究的具体对象而已;其二、材料的可持续发展,是从材料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出发所开展的研究工作。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东京大学的山本良一教授,在与他的学术交往过程中受到启发后,我才在中国首先倡导并积极开展了生态环境材料和材料环境协调性评价(LCA)以及生态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大事,只是在正电子湮没与计算机模拟相结合研究金属与合金,尤其是金属间化合物的点缺陷、光催化材料TiO2的固定化与复合化以及材料环境协调性评价(LCA)等方面做出了多少有点特色的研究工作,合作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400余篇),也取得了一些发明专利(14项授权),在生态环境材料领域主编编著2部、译著4部以及参编多部等。此外,关于形状记忆合金在骨科内固定器件方面的应用与相应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也取得了实际进展并已形成了产业。但最感自慰的是,通过这些科研工作,培养了不少品学兼优的研究生,结交了大量的学术朋友,也为我先后工作过的两所大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具体而重要的贡献。

(现在回想起来,工作了一辈子,如果不计我主要参与的我们团队其他人的课题经费,仅自己名下获准的各种课题经费总共可能不会超过300万元!除购置了一些必要的基本科研辅助设备外,绝大部分还是主要用于108位研究生、博士后和部分年轻教师的培养以及合作取得了上述的一些科研成绩,并为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感经费的投入产出比或者说效益是比较高的,可以自信地说:没有愧对国家、单位对自己的经费投入和支持。在兰大和北航的学科建设方面的成绩、经验与体会。)

本人曾多次担任相关的国际或双边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负责人或组织者,并先后担任过生态环境材料、生态平衡和固体辐照效应计算机模拟3个国际会议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显然,这些都是我们团队工作成绩的支撑才有的结果,没有大家同心协力的努力奋斗,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落在我的身上。非常感谢我这些真诚的合作者和可爱的学生们。

3、研究生培养:

指导培养研究生,其基本原则和规范大体也都差不多,但有如下几点可以与大家交流,本人体会比较深刻。即:

第一,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强调做人的问题。关于加强品德修养与树立严谨学风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经常与学生们自然讨论和交流的话题。比如,中华民族“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传统道德精神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关于“进取心、责任心(感)与事业心”及“现代意识、国际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养成等,可归纳为“三心、三意、八个字”;并且,常以“勤奋、求实、进取”和“自强不息”的兰大精神和学风与学生们共勉。

第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专业而言,加强学生基础理论十分重要。针对研究生具体研究工作的不同,建议学习或补充必要的理论物理知识,以加强和提高他们的理论基础。凡是这样做了的同学,都有很好的成效和发展;

第三,要注意研究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入户野修教授的经验,要求研究生在学位论文期间,必须在自己所用设备上做出一些独具特色的设备或装置的改进。自己的实践表明,如在教学实践中予以坚持这些做法,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第四,一定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在论文选题方面,要尊重学生的选择和爱好,不能完全以完成自己承担的项目为目的来安排学生的论文题目。当然,能够结合更好,而且希望能够结合,但不能过份强求,特别对那些有学术主见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更应该注意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重视博士生生存或实战能力的培养:要求他们在读期间至少撰写一个科研项目的申请报告,不管能否获准,但对学生是极好的锻炼。这是启发与提高研究生创新思维的过程,也是给他们了解和体验研究工作全过程的机会,对提高他们毕业后的生存能力和实战能力大有裨益。

此外,在研究生毕业之后要尽可能保持密切联系,这样既可保持亲密真诚的师生关系,进一步增强相互之间的感情和人间情义,又很有可能从他们那里反馈并了解一些新的信息,达到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目的。

(坚持一年一度的毕业学生与在读学生的聚会,一般都达50-70人左右)

4、关于团队建设与学科建设: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对研究工作的执著和追求,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个学术带头人,我也在各种场合下强调过组建和培养研究团队的重要性。

我认为:学术带头人首先是要有良好的师德和人格魅力,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要有诚信的为人素质与严谨求是的学风。同时,应该具有必要的领导和组织能力,通过教学实践与研究工作的开展,逐渐凝集和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研究小组,并逐步形成以自己为带头人的,即由副教授、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以及高年级本科生构成的扇形队伍。

理所当然,教授应该在学科建设中努力并尽量发挥和体现出自己的重要作用,而且作为奋斗目标,还应该把努力成为真正的学科带头人作为进一步的奋斗方向。

其实,教授的学术水平是第一性的,没有高的学术水平,不可能吸引和组织起一个学术团队。那些主要依靠带头人的行政职位和能力而不是靠本人学术水平组成的研究团队,往往在学术上是不健康或不健全的,因而研究团队不能持久,理应不会有长远的发展前途。

反之,即使你教授的为人多么好,学术水平不高也无济于事。当然,一个学术带头人的德行和学风不好的多么大的教授和专家,无论他的学术水平有多么高,我相信,也不会有人追随他的!这些人往往只能是单打独斗,最后必然成为一个孤家寡人,现实生活中的确也不乏这样的教授和专家。

此外,作为学术带头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关心团队里的年轻人的健康成长,要注意留给他们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和展示其才华的空间和机会,并且要鼓励年轻人闯荡和发展,要心地坦荡,善于换位思考,要乐于看到和支持年轻人的成长和进步。那些所谓的“好事”或机会,学术带头人绝不能自己无止境的享用,更不能独享!如果那样,既可能影响到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也一定会影响到团队的巩固与持续发展,最终必然会产生负面效应,影响到我们肩负事业的健康发展。因而,是绝对不可取的。在类似这些问题上,一定要从哲学的层次上深刻理解“和谐”的涵义和理念(见鄙人“关于和谐的浅论”一文),并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逐步加以体会与贯彻。

学术团队是学科的基础和细胞,只有细胞健康了,学科才能健全与发展,学校才能上层次。

学科建设是更高层次上的学术团队建设,需要学术和学科发展的谋略,要心中有全局,要有各个学术团队带头人的相互理解与支持,交流与协作等等。作为一个教授,只考虑自己,只考虑自己小摊子的发展(显然,考虑自己的团队是必须的,也是前提!),也就是平时经常所说的,只考虑自己“一亩三分田”的人,肯定承担不了学科建设带头人这一重任。就是在这一朴素理念和想法的基础上,作为学科带头人,在兰州大学为材料物理与化学、在北航为材料物理与化学以及凝聚态物理学科点的建设与发展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和重要的贡献,这也是自己心里最感宽慰和荣耀的事情之一。

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全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中,都必须十分重视学风问题。严谨求实的学风是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学科、一所大学健康、健全和持续发展的最最重要的大事。

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历来是严肃认真的,也严格要求我的学生和团队成员们保持“贞洁”。

虽然也因此得罪过一些人,也因此遭遇过一些不公正或者不那么光明正大的待遇和诽谤,但我依然“择善固执”,而至今不悔。

5、社会工作方面:

作为教授,承担一定的行政工作也是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这是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体现。

我觉得作为学校基层、中层和高层的行政负责人,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兼职人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有奉献精神,要“在其位谋其政”,要先公后私,先人后己;

二是要有“自知之明”,即要有群众观点:

要充分调动整个领导班子的积极性;

要充分依靠和相信广大群众,特别是教授们;

要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理解和帮助弱势群体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三是要时刻警惕“有权不用过时作废的错误思想”;

四是要坚持原则,要有正义感,敢于与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

我在兰大与北航都担任过院、系的主要负责人,而且时间都比较长。在兰州大学还在不是后选人的情况下,被直接选举为兰州大学校工会主席(据说这种情况在国内极为罕见),并被推荐担任了中国教育工会委员会委员。可以自信而坦率地讲,我在担任有关负责工作的全部过程中,都努力尽可能在自己负责的工作范围内办点实事、说点实话,在大原则问题上从未屈服过,也从未利用职务谋过私利。自感是属于尽心尽责、较为称职的那类兼职干部,认真负责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而且,最值得宽慰和骄傲的是,不管在职位上还是在卸任之后,所在单位的广大群众都成了我的知心朋友。

三、趣事分享:

   日常工作总是繁忙的,我没有什么时间回想当年。时光飞转,人生是漫长的,人生又是短暂的。是否真有以苦为乐的圣人?估计现实生活中不会有。但当时过境迁或者熬过艰难时光之后,往往那些艰难岁月会给人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成为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在与家人、朋友闲谈之中,我有时会讲讲我的“当年之勇”。在这里我也想谈谈我很得意的几件事情:

1、培养研究生:一百单八将

   首先,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是以诚待人,认真做事的。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称职的老师。认真教了一辈子书,培养出了一大批好学生,其中包括我指导培养了的研究生,共108人。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教师要做到教书育人,必先要做到为人师表,要认真做人,踏实做学问,否则就成空话和假话。我注意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贯彻教学相长的精神,这是整个教学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也是师生相互尊重和建立真挚感情的基础。

   其次,工作和生活中我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其中既包括我指导过的研究生和许多本科生,也包括我从未直接教过他们而毕业后通过真诚交往成为忘年交的许多年轻人。这是我最重要精神支柱和宝贵的人生财富。平时,我在与年轻人相处和交谈过程中,常常会自然而然地谈到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话题。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效果令人鼓舞,作为一名教师,自己还真有那么点成就感。

2、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

   1990年开始,我更加有意识地与家人、学生和朋友们交流和探讨关于做人的准则。并就传统道德所提倡的“忠孝仁爱,礼仪廉耻”的问题展开过长时间的交流与研讨,在这方面积累了为数不少的讨论信件(大约有近百封)。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圣人一字千金,真是英明伟大啊!对于上面的8个字,我一生念念不忘,对我一生的为人处事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显然,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去看待和认识这些问题以及现今的各种社会现象,毕竟社会历史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巨大的变化。

   为了让我的学生和年轻人们更易于理解“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内涵,特做了如下64个字的诠释:

   “忠于人民、报效祖国;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仁爱谦和、通情达礼;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知恩图报、信义至上;知羞知耻、自爱自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忠义诚信、立身之本。”

   当然,人们的道德礼仪与社会经济基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训不无道理。然而,健全、健康和严格的法律制度则是维护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基本保证,即所谓“教育是基础,法治乃根本”。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深思和值得向某些国家学习和借鉴的。邓小平说得好:“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是至理名言,一语道破了教育与法治的关系。因此,建立健全一整套权威、公平和有效实施的惩恶扬善的法律制度,才能保证素质教育真正深入人心,收到实效。良好的教育必须与严格的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我国优良的传统精神和道德观念得到弘扬,并赋予时代精神而进一步发扬光大。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的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我们的祖国才能万代辉煌。

   十分欣慰,关于以上话题的讨论,至今还在进行,除了得到大家热烈的回应和真诚的交流,我还因为拥有这些能够进行坦诚交流的良师益友而骄傲。而且,对于谈论交流如此话题,我的兴趣始终很浓。

3、天下兴亡、谁的责任?

   台湾忠信高级工商学校校长高震东,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引申为“国家兴亡,我的责任”。在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更觉得十分必要。关键在于行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言行一致,不谈空论。要认真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每个人都必须肩负起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绝不能是说到责任人人有份,见到利益总想多占啊!

   1983年回国后回故乡时,看到破烂不堪的小学和孩子们极为艰苦的学习条件以及民办教师极微薄的收入和困境时,我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在兰州大学时,当看到贫困学生在食堂里买不起菜,只吃馒头。我同样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

   作为一介书生,虽然我的收入有限,影响力也很有限,但我很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尽我个人的社会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有了下面一些行动的原因。

   1)1983年回国后在家乡发起成立“智力开发委员会”,身兼副主任委员并带头捐款扶持家乡小学。宣传鼓动并充分运用政府政策,促使县上投资,重建了那个小学。后来,那个得到扶持的小学,也由原来的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的土胚房变成了二层楼房,教学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提高。而且,通过此举也密切了与家乡的联系,结交了不少农村的教师与农民朋友,并进一步了解了农村和农民,使我很受教益。

   此举深受旅日华侨马晋三老先生的影响与支持;定期去小学给老师和学生们讲课;每次赴日,都会带一些当时比较新颖的学习用品或其他学习资料给小学老师。注:爱国将领马崇六(字晋三)将军,在民国将军录中有其生平记载。1975年,应周总理邀请访问北京之后,还曾先后五次应邀回国参加国家庆典和参观访问,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王任重、罗青常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接见过他。在我留日期间我与马将军成了忘年交,与他的真诚交往使我受益无穷。)

   2)1996年在兰州大学建立起一个以资助家境贫寒学生为宗旨的“天民师生情义助学基金” 。据说,这是全国高校中建立起的第一个助学基金。得道多助啊!这个师生情义助学基金得到我的学生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而且,近几年发展的更加迅速而健康。就是最近又有好几位校友和热心肠的人士向这个助学基金捐资,十分感人。截止目前,先后有近80人次向这个助学金捐资,99名家境贫困并努力学习的优秀学生得到资助。据兰大物理学院提供的相关信息,这些被资助过的学生在校都是好学生,毕业后不少人去知名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或从事其他相关的业务或管理工作,在大学和社会上有很好的口碑和影响。

   还有其他类似是小事……,在此从略。我是一个易感动并爱管“闲事”的人!

   对于对这些行动的共鸣者和响应者,我深为敬佩,非常感谢!对我自己所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也感到十分的幸福和骄傲。

   3)其实,做好事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我在文革中下放劳动时,看到农民十分有限的医疗条件,想做些好事,又不知从何开始。因缘际会,我通过认真的自学与实践,学会了针灸。从我们下放的大队书记开始,一炮打响,先后治疗达500人次以上;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曾施展医术,给日本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下放的那个时侯,农民还送我一个外号“王良医”,说起来我还真是有些得意呢!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应该算得上是我最得意的一段经历之一。头痛、胃痛、腰腿痛等等,甚至妇科病也在其家人的陪同下做过治疗,但我最擅长的是治疗急性腰扭伤,俗称闪腰的病症。在兰州大学的时候也常常有人上门求医,很是满足了我在当时条件下想帮助别人的心愿。为他人解除病痛是一个十分愉悦的过程,也让我交了许多方方面面的朋友,感到十分幸福。

4、职称晋升中的二、三事

对于高等学校的教师,职称晋升是一件不可回避的事情,某种情况下说它是“终大事也不过分,因为环环相扣,哪一个层次的晋升对教师本人都很重要。

我所有职称晋升的前前后后,许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在1978年文化革命后首次职称晋升时,我被破格晋升为讲师。那是与我的老师辈们同时晋升,我成了当时兰州大学四、五位最年轻的讲师之一,感到非常的荣耀。因为自解放后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20多年里,全国一直都未搞过职称晋升工作。因此,在全国的高校里,至少有16-18个年级的教师都是清一色的助教,当时大家戏称为“16世同堂”。据说,我们1964年参加工作的3位破格讲师,都是在正常工作总结的基础上由学校职称委员会直接确认的。我们只有正常的工作汇报表格,没有什么特意的申请表之类。对我而言,当时晋升为讲师,真是有点“从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因为从文件上看,没有我们1964年本科毕业者的份儿。而且,自己压根儿就没有任何想法,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忧虑和各种各样的活动之类。如此安心地做了七年讲师,并且在此期间还去日本东京大学留学访问两年,1983年6月回国。在1985年晋升副教授职称时,我是在自己没有勇气、更没有强烈愿望的情况下填写的晋升申请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这个人从来总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自信不足。当然,那次运气很好,一次晋升成功。随后,于1987年,我又被破格晋升为物理学教授,属当时兰州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然而,这次是几经组织上的提示与鼓励,甚至经系主任严厉“批评”之后才填的晋升申请表,并且如愿以偿,破格晋升为教授。我本人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职称晋升而进行过任何活动,倒是为了其他同志的职称晋升曾多次向有关人做过一些介绍性的工作。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因为情况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自己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也是大出自己和人们所料之事。我们凝聚态物理专业由学校上报国家学位委员会审批的4位教授中,我是年资最低的一位,但那次国家学位委员会在我们专业申报的4个人中,只批准了我一个人为博士生导师。我是个幸运者,对各位前辈的提携和帮助一直心存感激,没有他们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不会有我的今天。

(时任兰州大学副校长的崔乃夫同志约破格晋升讲师的3位64届教师谈话时,对我提出的更高要求与对我满足现状的善意批评与鼓励;破格晋升教授与申报博士导师前后的故事;为别人申报博导所做的工作。)

5、劳动的乐趣与收获

   有时候和我的学生们开玩笑,说“咱们学物理的,干什么都应该能干得好!”其实,这也是有据可查的。文革中因为我不按别人的要求提供诬陷老教师和校系领导的材料等而以“小保皇派”被揪出,成了“光荣”的牛鬼蛇神队伍中的一员,又因为在“牛”队里年龄最轻问题最小,还被“委任”担任了“牛”队长。顺便述及,我这个在当时问题最轻的“小保皇派”,由于不能“向左转”(工作组组长语),即不主动揭发别人以“划清界线”之意。因此,在相当一部分被管制的所谓“牛鬼蛇神”获得“解放”时,我一直未得到“解放”,直到“阳光普照”时才真正获得了自由,并被彻底平反。在被管制期间,除每天必须提交3份反省的材料外,劳动自然是我主要的工作。学会了不少“技艺”,还与不少在学生时代非常仰慕的先生成了忘年交,当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在文革后期教职工每年定期的“劳动锻炼”时,我掌握的那些技艺真有了用场。记得当时为了让教师们向工农兵学习以“改造资产阶级灵魂”,每年都有3个月离校劳动锻炼的任务。文革前夫妻长期异地相守是很平常的事情,姑娘出生后我不得不把刚刚两岁的儿子带在自己身边。有一年冬天劳动锻炼时,由于带小孩不好离校,经领导特别批准,照顾我在校内积肥,任务主要是从下水道的化粪池捞粪。开始时管理者规定我们每人每天积粪2车的任务指标,在三九寒天干这项工作是十分艰苦的事情。劳动一两天后,我很快就总结出一套“先进方法”,结合生活常识(捞面条)和物理实验(长单晶)的经验,一个上午竟能轻易完成3车的新指标(由于完成任务快而被增加了一车!),还真成了当时的积肥冠军。有意思的是,真有其他老师来取经学习的,当然也遭到一些完不成任务的牛友们的“批评和讽刺”。现在讲来真是博君一笑耳!

(文革初期兰大“六七”事件跟随江校长身后引起的麻烦;社教、下放劳动时各种荣誉的前前后后以及落下腰痛病的原因等。)

6、坚持锻炼身体的乐趣

   从小我就喜欢并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这是小学打好的基础。在工作之余,也尽量参与一些喜欢的体育活动。

   11994年在兰大时,我除担任系主任之外,还兼任校工会主席,曾作为兰州大学第一届网球协会主席,建立了有4个球场的沙土网球场,虽然场地比较简朴,但沙土质量是绝对一流的!从那时开始,网球就成了我的一项重要“课题”了。也参加了不少比赛,不同规模,不同对手,也取得了不少好名次。

   22008年我与队友合作,取得了北京市高校中老年网球赛6569年龄组双打冠军,北航校党委杜书记得知后还特意给我发来短信,祝贺我为北航争了光,甚是开心。

   3)去年我又在美国网球协会赞助与支持的北京朝阳区网协举办的网球级别赛中,“不小心”和队友又拿下了男子(不分年龄)3.0级双打冠军,并被招待赴纽约观看了“2009美国网球公开赛”,进一步肯定了作为一个老年业余网球运动员的“水平”,我倍感光荣。

   我这一辈子最感骄傲和自豪的是:

   1我带出了许多好学生,他们端端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工作,不少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或在管理岗位上身负重任,其中的许多人成了我的忘年之交,成为我的精神支柱;

   2我在国内外学术界里交了一大批真诚的朋友,包括老前辈和年轻有为的学者,属那种“君子之交”的类型吧!自感比较清澈透明。在学术和工作上得到了他们的帮助、理解、关心和提携;

   3我还在社会上交了许多好朋友,有从事各种工作的人士,其中也有不少外国朋友。在我的生活、工作以及家庭的方方面面,特别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往往会给我以最真诚而无私的鼓励与帮助;

   4)我一辈子诚恳待人、认真做事,且能做到顺境不狂逆境不屈,从不做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亏心事,虽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来,但也没有给父母、给家人、给学生和朋友们丢脸。话再说大点,没有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期望。

   谨借此机会向我所有的亲人、朋友和学生们表示最最衷心的感谢!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我的70岁生日与即将退休的典礼,给我的教师生涯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退休意味着将开始新的人生旅途,我将继续发挥余热。我一辈子服从组织的安排,作为一个材料与物理的研究工作者,退休后,我将做一些自己更喜欢的研究工作和社会工作:

   材料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紧密相关的能源与环境材料以及生命周期评价,这些都是我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的领域;

   作为一个社会人,我还想尽力所能及之义务,让“天民师生情义助学基金”进一步发扬光大,也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另外,要继续坚持身体锻炼,尤其是要继续坚持自己喜爱的网球,而且还想老有所为呢!欢迎各位来网球场上,咱们相互切磋!

入古稀之年有感:

人间之事,无奇不有。

万事看透,要有朋友。

随心所欲,注意节奏。

心情开朗,健康长寿。

本人简历摘要:出身于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一个农村的富裕农民家庭,9岁时家乡解放;11岁家里扫地出门,从此远离父母百多里,住校就读;13岁考上中学,孤身赴兰州求学6年;14岁丧母,18岁丧父;19岁上兰州大学物理系5年;20岁痛失爱弟;24岁大学毕业并留校在兰州大学物理系任教;25岁去农村社教和下厂劳动一年半;26岁被打为文革时的“牛鬼蛇神”,罪名是不揭发老师罪行的“小保皇派”;28岁结婚,29-30岁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一年半;30、32岁喜得一双儿、女;38岁破格晋升讲师,42岁赴东京大学留学访问两年;45岁晋升副教授并任兰州大学物理系副主任;47岁荣获东京大学论文博士学位,又于当年在兰州大学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并被任命为兰州大学材料科学系系主任;53岁被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并被“民选”为兰州大学工会主席,兼任中国教育工会委员;56岁痛丧爱子,57岁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组建理学院,先后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61岁喜得外孙;62岁被选为北航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70岁正式退休。曲折、迂回、坎坷!万事看透,唯重朋友,喜怒哀乐及于一生耶!

                                                王天民  

2010年5月8日(后经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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